中新社昆明8月6日电 题：郑和下西洋造就了怎样的“郑和大交换”？

　　——专访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邹振环

　　作者 陈静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引发了一场亚非区域长达数十年的中外文明大交流，并对之后的全球性互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郑和下西洋作为“和平之旅”的意义已有学者进行了讨论，但对于其划时代世界意义的阐发仍有探讨空间。

　　202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邹振环借鉴“哥伦布大交换”，提出“郑和大交换”新概念，阐述郑和下西洋对于大航海时代前后全球贸易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影响。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邹振环，予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郑和七下西洋有什么意义？

　　邹振环：要评价郑和七下西洋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是指1492年由哥伦布开始的，达·伽马、迪亚士、麦哲伦等航海家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的地理探索，后来这个概念渐渐扩大，普遍指从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欧洲船队赴世界各个地区寻找新的贸易航道，以发展欧洲新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而在此之前，郑和已七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的新时代。

　　从海洋史角度看，郑和区域大航海的意义非常重大。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已到达莫桑比克沿海，即南纬33度以南接近好望角之地，没有郑和所开拓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欧洲人无法这么快到达中国。

　　从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大航海将人类带入一个整体发展的全球化新时代。而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亚非贸易网络初建，构成了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全球海路物种乃至技术的大交换开启之前，郑和首先开启了“亚非大航海”，可以视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形成了亚非区域内人员、物品、物种、技术和观念的“郑和大交换”。

　　中新社记者：作为郑和下西洋主要交换礼品之一，陶瓷如何开启了世界贸易局面？

　　邹振环：郑和船队通常拥有60余艘宝船(“西洋取宝船”的简称)，连中小船只在内，达200余艘。每次出使，都会携带大量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等，其中瓷器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

　　根据考古专家研究，留在肯尼亚的瓷器中竟有龙泉窑瓷器，这种瓷器烧制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到成化年间，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埃及、苏丹以及阿拉伯半岛的亚丁一带，均发现了郑和下西洋时期的青花瓷。此外，在伊朗、阿塞拜疆、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家的博物馆，都收藏有约15世纪初的中国青花瓷，大多是明初外销瓷的遗存。

　　现代科技检测表明，元青花以及明初洪武、永乐的青料主要为波斯进口钴矿，随着国产钴料本土化，民窑青花瓷大量生产，青花瓷的发展达到黄金时期，逐渐从海外需求变成国内瓷器的主流。尤其是在成化时期，政府允许工匠“以银代役”，民营手工业快速发展，民窑遍地开花，大幅度提高了青花瓷产量。

　　借助这两个契机，明代青花瓷迈向新的发展阶段，从众多瓷器品种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主流瓷器。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流的一个特殊时期，郑和七下西洋期间，船队所历之域多伊斯兰文化区域。白底蓝花的青花瓷象征纯洁高尚，深受伊斯兰世界人民的喜爱。穆斯林工匠来华亦带来了纹饰与技术的流通。在这种开放情境下，明代青花瓷呈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格。

　　可以看出，青花瓷连接的已不仅是“东西两个世界”，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一部全球史。

　　中新社记者：以陶瓷为引，郑和下西洋引发了怎样的“郑和大交换”？

　　邹振环：郑和下西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使命，即寻找各种珍奇异宝，其中除了域外的奇花异木，还有各种异兽。长颈鹿、狮子等动物能够漂洋过海来到明朝，与郑和多次下西洋有关。其既是全球物种的交换，也承载着不同国家间文化的互动。

　　此外，郑和一行每次下西洋都满载丝绸、瓷器、铜、铁、麝香等几十种中国特色物产，同各国商民交换货物、进行贸易，购回如象牙、珍珠、珊瑚、香料等特产。交换的货物名目繁多，达11大类191种。

　　郑和船队带去优良的中国茶叶种子，途经暹罗时，曾分给当地农民栽种推广，遂传于中南半岛其他国家。郑和船队给爪哇三宝垄百姓带去了红豆(相思豆)，之后在当地种植，受到人民喜爱；给印尼巴厘岛带去了荔枝，该岛遂成为出产荔枝之地。

　　至明代中叶后，沿着郑和下西洋打通的海上丝绸之路，域外的粮食作物如玉米、番薯；油料作物如花生，经济作物如棉花新品种、烟草；蔬菜作物如南瓜、胡萝卜等陆续传入，相继成为中国重要的栽培物，改变了中国种植业的结构，适应了明代人口增速。胡椒、椰子、槟榔、香蕉等，也陆续成为中国岭南地区栽培的植物。

　　郑和航行的亚非区域，开启了全球物种流通的先河，推动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区域沟通和货物交换，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新社记者：“郑和大交换”如何促成了“文明大交换”？

　　邹振环：郑和下西洋加快了通过海路将全球联成整体的速度，为15世纪末至18世纪数以千计的西方人来华做了交通准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海外新知识，也为明清中国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提供了助力，为全球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作了交通、技术和知识上的准备。

　　如果说哥伦布远航开启了全球文明大交换，空间横跨太平洋、印度洋直至东非红海的郑和下西洋，则是开拓了亚非海上丝绸之路文明的大交换。

　　“郑和大交换”的大多数物品让百姓大开眼界，民众的知识范围随之拓展。商品的区域流动对域内外民众的生产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提升了区域内和各地区之间物质生活的相互依存，甚至极大冲击着原有经济体系。在深刻塑造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郑和大交换”还让明人在获取商品的便捷度、丰富度上显著提高。

　　中华文明善于吸收异域文明，也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成长壮大。最早与外部的交流主要通过陆路，后唐朝有海上遣唐使，宋朝又开辟了对日航线和高丽航线，但海上交流毕竟有限。我们关注的人员、物品、物种、技术和宗教的大交换，转折点就是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大交换”具备大航海时代前区域交换的若干特征，也体现了亚非区域文明作为全球文明部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它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全球史中世界地区的变奏，将历史和今日的全球-区域发展史连接起来，为思考当下全球化时代议题提供经验。(完)

　　受访者简介：

　　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系特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曾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罗马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著有《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再见异兽：明清动物文化与中外交流》《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等论著，多次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著奖、华东地区优秀著作奖和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